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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載@《下流社會-消失的中產階級》,作者:黃靖萱(2006.03.15)
[小麻雀OS:意寓很深的一篇文章,很發人省思呀!]
當「下流社會」的名詞在日本出現,立即引爆討論。因為社會「向下流動」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,日美歐出現中產漸漸消失的現象,而危機,同步暗藏台灣。 在台灣,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遠不如1990年代的水準,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也一路攀高,社會下沉的拉力愈來愈大,當全球社會紛紛向下流動,台灣,能預防嗎?
嬌小的身材、精明幹練的袁曉芳(化名),在規模2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,身上扛著7千萬的營業額。最近兒子進了小學,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。有天,房屋仲介打電話來,要他們去看一間40坪大的公寓。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,趕緊提醒了一句,「記得帶手電筒。」
那是一間30年的老公寓,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,也沒有水電,但一坪高達50萬,總價達2千萬。袁曉芳關上手電筒,心也沉到了谷底。
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,兩人年薪加總近2百萬,不論是從人口統計、還是收入統計看來,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。但是,他們努力工作了15年,面對30年的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。袁曉芳不禁自問,「我還是中產階級嗎?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?」 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,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,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,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,開始覺得向下流動,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。
世界的共同危機-美、日、英中產階級蒸發
美國,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,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,年收入2萬5千到7萬5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,但2萬5千美元以下,和7萬5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,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,而形成中間凹陷的「M」字型。
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,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,卻是「下流社會」。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,20到34歲的年輕族群,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,十年來掉了近10個百分點;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,卻增加13.3%。
英國則出現「IPOD世代」(iPod generation),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「iPod」,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安全感(insecure)、壓力大(pressured)、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(overtaxed)及高築的債務(debt-ridden)四種壓力,對人生喪失熱情。
台灣也拉警報
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25%到75%的家庭,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,在2001及2002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,即使近兩年有緩步增加,但仍遠不如整個1990年代的水準。
「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,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。我們特別惡化,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長換來的,我們沒有成長,還陪著人家這樣,說不過去,」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。
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,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。去年,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只有微幅成長1.38%,但扣掉2.3%的物價成長率,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,再加上利率負成長,財富難以累積,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,創下歷史新高。
例如,近十年來,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20%,現在正在歷史高峰。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只成長10%。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,政府近4年已變賣相當於90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。
3月初,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「信義聯勤俱樂部」標售案,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274萬多元得標,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,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,又是一座豪宅,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。這一波波的豪宅,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,又是多虛幻。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,讓人民苦不堪言。
1988年一波的房地產熱,是由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,但在經濟成長只有4%的今天,房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?追根究柢,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。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,帶動周邊的效應,例如鋼筋、水泥、玻璃、民生用品、家電等產業。
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,從2000年景氣低迷開始,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,撥出的金額從3千2百億到現在超過1兆元,加上銀行推出的「百分百房貸」,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,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30萬。
「這2、3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,貸款利率便宜,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,像現金卡效應,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。等到開始繳房貸後,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,」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說,「這是一個弔詭。」
張欣民認為,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,個人所得增加,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,帶動房地產榮景,「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,現在這個有點虛。」
下一代為何痛苦
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,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,原本應是「中產階級儲備軍」的大學畢業生,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。
「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,」68年次,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2年多的余佩芬說。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資三萬出頭,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,除了工作,幾乎沒有社交生活,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。「我父母在他們30歲之前,就已經結婚、買了房子、車子,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,我根本沒辦法在30歲時,同時擁有這些。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小孩,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,」。[小麻雀OS:這一點讓我感覺很強烈!]一頭捲髮、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,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,她也不禁皺眉擔心
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,父母花了2百多萬送我出國,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、更好的發展,我也沒有不認真,也不奢侈,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?」
主因來自全球化。在全球化的潮浪下,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,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個世界,包括中國、印度的低技術、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,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流中。
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,台灣至少就短缺了20萬個以上的工作。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約四萬多人,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。「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,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多人來和他搶工作,」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。
在國內,一方面產業出走、人力需求減少,一方面大學擴張,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,雙面夾殺大學生的就業機會。近年大學擴張,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,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近130萬,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300%、博士生則成長超過150%,造成學歷泡沫化,已無法墊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。
1995年,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4萬6千人,2004年,已超過14萬人,暴增3倍。相較全體失業人數,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。
偏差價值觀橫行
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,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,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及業務員的福利。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,他瞇著眼,自顧自的想出了神,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,「我為什麼會在這?再給我一點時間,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。」
事實上,他已經考了3年都沒考上。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,而自政治、外交系所畢業的學生人數卻大增,錄取率從14%,降到2004年只有3%。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,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,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。
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,29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,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2萬5千元的工作。他的夢,開始離他遠去。
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,台灣35歲以下的就業人口,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,從1992年的40%降到2004年只剩30%。這個時候,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=消費。
國策顧問、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,當發生「錢不是那麼好賺」的感覺時,人的心中就會出現一種心態:「反正錢不好賺,也存不了,乾脆花掉算了,」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。
「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,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,所以拚命一天做20個小時。」現在機會少了,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、精神或物質生活,「但壞的一面是卡奴,」蕭新煌說。年輕人大膽消費,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,造就了包括卡奴、學貸族等社會問題。
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、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。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,只好將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。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,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。
令人擔心的是,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,到最後,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,在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,就選擇了放棄。如此惡性循環,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「下流社會」。「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,」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,「為了追求經濟成長,就要大家增加消費,這是非常大的迷思。」
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,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,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,回歸原點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。政府的立場,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,並結合教育。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、做好工作的同時,也能過好的生活,」鄭麗君說,「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,不要停在那裡抱怨。」
[小麻雀OS:意寓很深的一篇文章,很發人省思呀!]
當「下流社會」的名詞在日本出現,立即引爆討論。因為社會「向下流動」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,日美歐出現中產漸漸消失的現象,而危機,同步暗藏台灣。 在台灣,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遠不如1990年代的水準,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也一路攀高,社會下沉的拉力愈來愈大,當全球社會紛紛向下流動,台灣,能預防嗎?
嬌小的身材、精明幹練的袁曉芳(化名),在規模2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,身上扛著7千萬的營業額。最近兒子進了小學,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。有天,房屋仲介打電話來,要他們去看一間40坪大的公寓。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,趕緊提醒了一句,「記得帶手電筒。」
那是一間30年的老公寓,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,也沒有水電,但一坪高達50萬,總價達2千萬。袁曉芳關上手電筒,心也沉到了谷底。
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,兩人年薪加總近2百萬,不論是從人口統計、還是收入統計看來,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。但是,他們努力工作了15年,面對30年的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。袁曉芳不禁自問,「我還是中產階級嗎?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?」 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,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,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,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,開始覺得向下流動,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。
世界的共同危機-美、日、英中產階級蒸發
美國,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,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,年收入2萬5千到7萬5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,但2萬5千美元以下,和7萬5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,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,而形成中間凹陷的「M」字型。
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,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,卻是「下流社會」。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,20到34歲的年輕族群,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,十年來掉了近10個百分點;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,卻增加13.3%。
英國則出現「IPOD世代」(iPod generation),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「iPod」,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安全感(insecure)、壓力大(pressured)、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(overtaxed)及高築的債務(debt-ridden)四種壓力,對人生喪失熱情。
台灣也拉警報
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25%到75%的家庭,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,在2001及2002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,即使近兩年有緩步增加,但仍遠不如整個1990年代的水準。
「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,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。我們特別惡化,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長換來的,我們沒有成長,還陪著人家這樣,說不過去,」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。
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,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。去年,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只有微幅成長1.38%,但扣掉2.3%的物價成長率,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,再加上利率負成長,財富難以累積,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,創下歷史新高。
例如,近十年來,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20%,現在正在歷史高峰。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只成長10%。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,政府近4年已變賣相當於90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。
3月初,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「信義聯勤俱樂部」標售案,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274萬多元得標,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,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,又是一座豪宅,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。這一波波的豪宅,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,又是多虛幻。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,讓人民苦不堪言。
1988年一波的房地產熱,是由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,但在經濟成長只有4%的今天,房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?追根究柢,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。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,帶動周邊的效應,例如鋼筋、水泥、玻璃、民生用品、家電等產業。
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,從2000年景氣低迷開始,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,撥出的金額從3千2百億到現在超過1兆元,加上銀行推出的「百分百房貸」,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,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30萬。
「這2、3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,貸款利率便宜,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,像現金卡效應,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。等到開始繳房貸後,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,」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說,「這是一個弔詭。」
張欣民認為,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,個人所得增加,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,帶動房地產榮景,「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,現在這個有點虛。」
下一代為何痛苦
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,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,原本應是「中產階級儲備軍」的大學畢業生,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。
「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,」68年次,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2年多的余佩芬說。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資三萬出頭,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,除了工作,幾乎沒有社交生活,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。「我父母在他們30歲之前,就已經結婚、買了房子、車子,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,我根本沒辦法在30歲時,同時擁有這些。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小孩,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,」。[小麻雀OS:這一點讓我感覺很強烈!]一頭捲髮、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,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,她也不禁皺眉擔心
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,父母花了2百多萬送我出國,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、更好的發展,我也沒有不認真,也不奢侈,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?」
主因來自全球化。在全球化的潮浪下,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,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個世界,包括中國、印度的低技術、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,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流中。
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,台灣至少就短缺了20萬個以上的工作。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約四萬多人,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。「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,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多人來和他搶工作,」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。
在國內,一方面產業出走、人力需求減少,一方面大學擴張,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,雙面夾殺大學生的就業機會。近年大學擴張,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,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近130萬,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300%、博士生則成長超過150%,造成學歷泡沫化,已無法墊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。
1995年,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4萬6千人,2004年,已超過14萬人,暴增3倍。相較全體失業人數,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。
偏差價值觀橫行
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,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,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及業務員的福利。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,他瞇著眼,自顧自的想出了神,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,「我為什麼會在這?再給我一點時間,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。」
事實上,他已經考了3年都沒考上。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,而自政治、外交系所畢業的學生人數卻大增,錄取率從14%,降到2004年只有3%。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,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,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。
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,29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,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2萬5千元的工作。他的夢,開始離他遠去。
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,台灣35歲以下的就業人口,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,從1992年的40%降到2004年只剩30%。這個時候,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=消費。
國策顧問、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,當發生「錢不是那麼好賺」的感覺時,人的心中就會出現一種心態:「反正錢不好賺,也存不了,乾脆花掉算了,」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。
「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,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,所以拚命一天做20個小時。」現在機會少了,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、精神或物質生活,「但壞的一面是卡奴,」蕭新煌說。年輕人大膽消費,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,造就了包括卡奴、學貸族等社會問題。
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、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。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,只好將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。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,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。
令人擔心的是,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,到最後,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,在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,就選擇了放棄。如此惡性循環,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「下流社會」。「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,」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,「為了追求經濟成長,就要大家增加消費,這是非常大的迷思。」
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,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,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,回歸原點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。政府的立場,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,並結合教育。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、做好工作的同時,也能過好的生活,」鄭麗君說,「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,不要停在那裡抱怨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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